諾獎得主萊因哈德·根舍：我對中國學生印象極佳
講臺上，萊因哈德·根舍目光掃過臺下在座的青年科學家，一只手扶著演講桌微微用力，另一只垂握拐杖的手輕輕抬起，食指指向觀眾席中央：“宇宙中還有太多精彩等待你們去發現！”
一片掌聲中，他走下香港桂冠論壇2025的演講臺，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坐上輪椅，經過走廊，出了演講廳，來到等候采訪的記者面前。
萊因哈德·根舍圖源：香港桂冠論壇2025 萊因哈德·根舍，這位73歲的德國天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與邵逸夫天文學獎雙料得主，因發現銀河系中心存在超大質量黑洞而享譽世界。
幾年前，根舍接受了髖關節置換手術，幾天后便能下地行走。但他因術后第一年頻繁出差、疏于康復訓練，脊柱底部及背部肌肉恢復成了長期困擾，至今仍需依靠輪椅代步。即便如此，他仍堅持每天不懈工作，依舊走出國門，用拐杖撐起身體和世界各地的青年們對話。
古稀之年的根舍依舊思想銳利。他坦言天文學之路的成功得益于兩位“伯樂”，也坦誠分享他對科研方向選擇的“法門”、對大科學時代青年如何突圍的思考，以及對席卷科研界的AI浪潮的深切憂慮——“它絕不能成為合作伙伴”。根舍還提到對中國學生印象極佳，認為“他們勤奮、專注、求知欲強”。
近日，根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以下是主要內容。
1 從考古迷到黑洞獵手
《中國科學報》：在你的職業生涯中，有哪些酸甜苦辣？
根舍：
首先，我想說，我在天文學領域的這段時光——我不想稱之為“職業生涯”，而更愿意說是“一段奇妙的旅程”，總體上是非常美好的。
甜的時刻當然是取得重大突破——像我們最近在智利取得的成果，這類成果很多年才出現一次；苦的時刻則是精心設計的實驗遭遇失敗，或者發現某個想法行不通，你必須重新開始。但這就是游戲的一部分。幸運的是，我只停止過一個實驗。
我想強調的是，我極其幸運地擁有兩位杰出的導師，如今人們常常忽視導師的重要性。我的第一位導師是我的父親，他是一位實驗物理學家。小時候，我想當考古學家，研究羅馬、希臘、埃及……我努力學習所有與考古學相關的知識，那段時光非常愉快。但后來我意識到，這些主要的古文明已經被深入研究過了，剩下的考古工作大多集中在叢林地區，而我討厭蛇和蚊子，我就放棄了（笑）。當我表示想學更多物理知識時，我父親非常高興，他為我創造了做實驗的條件，讓我十六七歲就開始做各種物理和化學實驗，甚至開始學習量子力學。
第二位更重要的導師是查爾斯·湯斯。他是一個真正偉大的人，因發明激光和微波激射器而獲得諾貝爾獎，還曾影響五位美國總統。冷戰初期，他成功阻止了“星球大戰”計劃的實施。要知道，20世紀9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確實想推進該計劃，這意味著搭載MX導彈的大型卡車將在美國境內行駛。你能想象嗎？攜帶千兆噸級核彈頭的火箭在普通車流中穿行，一旦發生事故，后果不堪設想。
總之，湯斯是一位非凡的人，他極具精神追求。從他那里，我學到了很多關于人性的東西，而不僅僅是物理學。湯斯教會我：即使在激烈的科學競爭中，也要保持對他人的尊重。這對我影響很大。
萊因哈德·根舍圖源：香港桂冠論壇2025 2 大科學時代“突圍”之道
《中國科學報》：在當前的大科學時代，全球有許多大型天文學合作項目，比如甚大望遠鏡、平方千米陣列、事件視界望遠鏡等。你如何看待這種合作模式的優勢？
根舍：
關于這些大型合作項目，天文學界對此有不少看法。這類合作往往涉及更多人員、更大型的設備。我曾參與過阿塔卡馬大型毫米波/亞毫米波陣列（ALMA）和切倫科夫望遠鏡陣列（CTA）兩個覆蓋不同光譜范圍的項目，發現它們的運營模式差異很大。ALMA的運營方式與大多數傳統天文臺類似，而CTA的團隊協作則更像一個緊密的聯盟。
其中的最大優勢是，從一開始我們就有能力承擔風險，不必每年都為經費發愁，我們可以在儀器安裝上冒險嘗試。但如果團隊里總是有人員頻繁變動，后續工作會受到很大影響，導致進展緩慢?；蛟S可以將大型項目拆解成若干小型單元，以便小型團隊承接。
《中國科學報》：青年科學家如何在天文學大型合作項目中嶄露頭角？
根舍：
首先，在大型合作項目中，讓每個參與者都感受到自己的貢獻對整體項目至關重要，讓大家真正有團隊歸屬感，這一點非常重要。15年前，我們就通過相關流程確保參與者能在論文中署名，明確各自的貢獻。
對于青年科學家來說，我的建議是，選擇一個你能深入理解的領域，掌握一些其他人不知道，但對實現特定目標至關重要的知識和技能。從事科研工作必須有熱情，要對自己研究的內容充滿興趣，這樣才能堅持下去。
盡管我非常欣賞那些大型項目，但我更喜歡組建小型團隊開展研究。我們團隊一直保持在45到50人的規模，包括近15名資深成員和50名學生，同時有一些外部合作者，但數量不多且關系緊密。我們努力為學生和博士后提供展示自己的機會，讓他們獲得足夠的關注度。
《中國科學報》：你剛才談到選擇一個領域深鉆，如何鍛煉選擇研究方向的眼光？
根舍：
我的經驗是，要廣泛閱讀，不局限于現有的知識?；蛟S某天，你會發現別人的知識可以借鑒。
我有個朋友讀完博士學位之后，我開玩笑地和他說，如果我有40年的時間，每4年拿一個博士學位，我可以拿10個。實際上，通過廣泛閱讀和積累，你能比其他人更早掌握關鍵知識。
3 AI不是伙伴，警惕思考惰性
《中國科學報》：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天文學和其他科研中的應用？
根舍：
很多人覺得用AI做研究很簡單，比如訓練它識別螺旋星系和橢圓星系的顏色特征。但我對此持保留態度。問題在于，如果AI犯錯，有時你根本察覺不到。更嚴重的是，AI會讓人們覺得它能提供所有答案，從而停止獨立思考。
在教育領域，已有學生用AI代寫論文，教授無法分辨真假。這意味著傳統的書面考核正在失效，未來可能不得不回歸口試。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誠信與認知危機。
如果有人用AI寫求職申請給我，我不會認可，因為這不能體現她的真實能力。在面試中，如果讓候選人做一個PPT，他用AI在10秒內完成，我無法判斷他是否有創新思維。
現在的情況是，即便你不用AI寫論文，人們也會默認你用了，這讓我很失望。我曾花兩年時間撰寫論文，仔細檢查每一個錯誤，但別人還是會以為我用了AI。我發現AI總是試圖將你的思路引導到已有的文獻認知框架中，如果你提出一個新想法，它會試圖把你拉回傳統觀點。
很多雇主只需要“機器人”式的員工來完成基礎工作，而不是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我希望我的團隊里有敢于質疑我的人，當我提出一個想法時，他們能直言不諱地指出問題。AI只能提供基礎想法，永遠無法產生偉大的創意，它可以成為你的助手，但絕不能成為你的合作伙伴。
4 “中國已經成世界科學中心”
《中國科學報》：先后獲得邵逸夫獎和諾貝爾獎，這對你意味著什么？
根舍：
2008年獲得邵逸夫獎對我意義非凡——那是對我早期職業生涯的重要認可，而且我很喜歡香港，尤其是美食！諾貝爾獎當然是至高榮譽，但科學探索永無止境。
《中國科學報》：獲得諾獎有什么獨特經歷？很多人問過你獲獎之后的感受吧。
根舍：
當然。2012年，我獲得了克勞福德獎，該獎項由諾貝爾基金會頒發，授予那些在數學、地球科學等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的研究。因為2011年，我們的研究輸給了發現宇宙加速膨脹的團隊，錯失了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那時，諾貝爾委員會的三位成員告訴我，如果我們能有新的突破，他們會重新考慮。
2020年獲得諾獎，對我來說是個巨大的驚喜，但也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媒體的關注度如海嘯般襲來，持續了大約兩周。我收到了上千封來自全球同事的郵件。我每個人都回復了，用了三個月時間（笑）。
《中國科學報》：你如何看待中國天文學的發展？與中國科學家有沒有合作過？
根舍：
是的，我與中國（科學家）有非常緊密且富有成效的合作。特別是與北京大學科維理天文與天體物理研究所何子山教授團隊，他的多位學生曾在馬普學會做博士后，之后又回到中國，形成了良性循環。
我對中國學生印象極佳，他們勤奮、專注、求知欲強。相比之下，如今在歐洲，年輕人更關心“如何尋找最大的樂子”，而中國學生往往更愿意投入到艱苦的工作中。這當然不是刻板印象，而是我親身觀察到的現象。
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世界科學中心，盡管不是“唯一的”中心。有很多中國人在問，中國什么時候能夠獲得諾獎，我想如果中國的科研體系能夠明確識別論文中的個人貢獻者，那么中國科學家無疑將獲得更多重大獎項。數學領域已經出現了這種趨勢。此外，獲得重大獎項還取決于提名情況，如果有高水平科學家愿意提名，那么獲獎者數量可能會增加，所以中國需要更多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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