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最“痛苦”一代走進大學，他們說遭遇了“單軌制”人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本報記者 胡珉琦 實習生 荊曉青
一邊是傳統教育模式規定的“單軌制”人生，一邊是作為互聯網一代的自我意識高漲。當家長制文化、應試教育的觀念與“00后”要自由掌控人生的想法相撞，后者由此成為了最“痛苦”的一代大學生。當內驅力消失、遠足的步伐也無法邁出，我們該如何給如今的大學生們一片自由成長的“曠野”？
廣東某“雙一流”大學大二學生冰冰（化名）以為，自己的高中生涯在高考最后一門政治考試結束就戛然而止了。但幾個月前，她卻在一篇網絡文章中透露，自己的高中后遺癥延續至今。
高中時，除學習外，吃飯、洗澡的時間可以精確到分鐘。在大學，冰冰希望享受一會兒閑暇時間，但沒過多久就會感到焦慮，并反復確認作業有沒有做完；明明在圖書館坐了一天，回到宿舍刷著手機，一聽到舍友翻書的聲音，神經就會緊張起來。回過神來，她自己都覺得好笑，簡直莫名其妙。
不知從何時起，冰冰的人生被“上了發條”，在大學依然如此，不完成好每個任務，有一丁點兒不符合主流走向，就會感到緊張和焦慮。一方面，她無法切實沉浸在愛好里，否則便會為“浪費時間”感到后悔；另一方面，她又常常不想學習、不想看書，只想用淺層娛樂麻痹自己，但很快又陷入自責和愧疚中，無限循環……
帶“傷”入學
近段時間，“晚熟”一代入大學的話題引起了諸多關注。在關于“00后”遠離生活、拒絕社交、無法自主選擇、心理脆弱等表現的討論中，有人感同身受，也有人覺得不該給一群人貼上統一標簽。
在華東政法大學文伯書院教授杜素娟看來，是否成熟這件事沒有統一標準。對于剛剛步入成人階段的大學生來說，很難用“晚熟”或“早熟”加以定義，因為他們都是復雜的個體，有晚熟的一面，也有早熟的一面。“很多老師、家長與孩子間的關系是有溝壑的，仿佛隔著透明玻璃，互相看得見，但其實隔著一層冰涼的東西。”她說。
杜素娟在高校任教20余年，連續16年被學生投票選為“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師”。她不愿拿那些“不足”評價這屆年輕人，而是希望人們更多地看到那些所謂“不足”背后的緣由。她告訴《中國科學報》，與其說是“晚熟”一代入了大學，不如說是最“痛苦”的一代孩子入了大學。
這一代獨生子女承擔著全家的希望和社會的期待，高分數、好高校、高成就，這個模式是如此單一，好像人生只有一條軌道。但作為互聯網一代，他們的自我意識又空前高漲，當家長制文化、應試教育的觀念撞上他們想要自由掌控人生的想法，這種痛感格外強烈。
在談到何為成長的傷痛時，冰冰表示，同伴們普遍覺得父母控制欲太強，關愛不多、打壓不少。“長此以往，成年后很難和他人建立親密關系，過分看輕自己、容易自卑、為滿足他人的期待而活……”
他們帶著滿身荊棘，走進一個心中的理想之地，期待那里有多元的生活、開闊的視野，希望那里能為人生帶來轉折，但結果卻并不如想象中美好。
于是，他們拒絕“內卷”、提倡“斷親”、呼喚曠野。“我覺得這代年輕人最偉大的地方，是他們能重塑‘權利’概念。”在杜素娟看來，他們先從探索自身需求開始，再探索這個社會，這是一種更合理的思考邏輯，也是過去主流價值觀念中空缺的部分。
然而，當下的教育體系是否能回應他們的需求，并糾正其中的偏差？
消失的內驅力
比起當下年輕人常說的“內卷”，在安徽某高校當了10年輔導員的興宇（化名）更擔憂的卻是相當多學生的茫然、無目標、無動力，即便畢業在即，工作仍無著落，也是一副無所謂的態度，而且這種心態與家庭條件無關。
“必須承認，那些考上名校的孩子已養成了較好的學習習慣，他們有很強的規劃能力和自學能力，加之學校濃厚的學術氛圍和同輩榜樣的指引，他們會很自然地按照既有行為模式走下去。”但杜素娟認為，在大量普通高校，學生們找不到目標所反映出的是他們沒有為自己設定要求的能力。
“目前，生涯規劃這一重要課程并沒有前置到初高中階段，大多數學生對大學專業不了解，不知喜歡與否，僅依賴父母判斷。”興宇表示，選擇自己不喜歡、不擅長的專業，學生們很難找到目標，他們只是機械地上課，不知道遠景何在。
“對這些學生而言，最致命的是他們沒有生長出內驅力。”杜素娟指出，一個剛剛成年但沒有內驅力的學生，如果進入到一個氛圍松散、缺乏良好師資引領、同輩示范稀少的環境，其問題會被無限放大。而這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在應試教育體系下，家長和老師靠高壓、恐嚇、威脅甚至是羞辱的方式逼迫孩子學習，這樣的孩子進入大學后，通常沒有內驅力。”
杜素娟坦言，自己就曾在女兒的教育問題上誤入歧途。她的女兒上初中時是一個典型的文科生，但身為母親的杜素娟卻將她送到一所人人都羨慕的偏理科“神校”，校內有很多理科天才，但文科生很不適應。這幾乎改變了女兒的性格，盡管她成績不差，卻變得自卑、不自信，學習全無動力。
后來，杜素娟寫了一篇文章向女兒道歉。女兒淚流滿面，發微信告訴她，“媽媽，我原諒你了。但是我告訴你，我真的很痛。”這段經歷在往后的日子里時刻提醒杜素娟，不要試圖設計孩子的人生。
“軌道”還是“曠野”？
在一流高校，學生們的狀態卻不同。冰冰告訴《中國科學報》，那些沒有忘記高中學習經歷的學霸們重拾過往經驗，會狠狠“卷”起來——沖績點，爭取評獎學金、保研或留學的機會。其他一些同學也可能稀里糊涂地跟著“卷”起來。
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一群有規劃甚至有謀略的人，但他們設定的目標是否科學、是否符合自身發展特點則另當別論。
杜素娟解釋，競爭和“卷”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符合自身興趣、愿望，在內驅力的帶動下奮斗進取；后者雖然也有內驅力，但并不出于真正的自我需要，而是對外在的一種模仿，或者說，被外在主流價值取向所裹挾。
這種競爭模式是存在隱患的。在她看來，基于自身能力和興趣確立的目標，無論多么難實現，學生都會樂在其中。但模仿、盲從的目標往往會附加一個代價，即很難從中得到樂趣。此時，一旦目標無法實現，學生們的心態便很容易崩塌。
杜素娟常為此感到遺憾，因為她能預見到，追求單軌制目標的結果是多數人都求而不得。“當下，我們往往按一種標準定義一名優等生、定義一份體面的工作、定義一種成功人生，這種標準只會水漲船高，但社會資源不足以支撐多數人追求這種標準。這注定了學生們面對的是焦慮的大學生活。”
之所以學生們的選擇如此單一，是因為早期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中缺失了一樣重要的東西，杜素娟稱之為對自我的想象。
“你想成為怎樣的自己？你想過上怎樣的生活？一份貼切的自我想象一定要建立在了解自己的基礎上——了解自己的興趣是什么、自己擅長什么、自己的特點又是什么，這樣才能定制出一份自我想象，而這樣的自我想象是能變為每個人的理想的。”
杜素娟強調，有了對自我的旺盛想象，才能生出探索自我和人生可能性的勇氣。這條路走不通，再試試別的；還走不通，可以繼續嘗試；如果方向不對便隨時調整。“我們會發現，一份對于自我的想象會成為人生中的精神彈簧——我還有其他的可能，那我的人生就還有余地。”
總之，自我想象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就算走入絕境，也能重啟人生。
“如今教育的本末倒置則體現在，孩子在成人之前，這個世界已經給定了一整套價值標準、行為規范和人生模板。按照這個模板生活、行事，學生們就會被社會規訓。很多時候，他們還會因為不符合這個模板而痛苦、自責、自卑甚至否定自己。”
特別是在基礎教育階段，無論學校還是家長，都機械地認為孩子的成長主要體現為學習成績的提升，很少認真觀察、發掘孩子的能力特點、興趣喜好，幫助他們生長出屬于自己的自我想象，而這才是教育者該做的事。但在升學績效壓力面前，教師難以彌補家庭教育的缺憾。于是，白紙一樣的孩子被畫成了相似的臉，毫無特色。
杜素娟很幸運，她在12歲時遇到了帶她找到人生出路的那位老師。當時，身為中學生的她嚴重偏科，語文、英語優秀，物理、化學“拉胯”，這嚴重拉低了她的總分。但一位老師耐心開導她，“不要害怕，不要擔心總分，不管將來你考到什么學校，都要記住發揮中文優勢，你的前途一定不會差”。
就這樣，杜素娟在面臨重大學習挑戰時，從來沒有為數理化焦慮過，而是一直享受語文學習的過程。“一位偉大的老師會告訴你，找到適合自身特點的專業領域和職業是最重要的。但在應試教育體系下，遇見這種老師得需要極大的運氣。”
18歲無法“遠行”
在余華筆下，《十八歲出門遠行》的主人公撲在窗口問：“爸爸，你要出門？”
父親轉身溫和地說：“不，是讓你出門。”
“讓我出門？”
“是的，你已經18歲了，你應該認識一下外面的世界。”
過去，成長和遠行密切相關，即年輕人要作為獨立個體探索自我、探索世界，現實的美好、沉重抑或荒誕都要親自體悟，即便失望、跌倒、受傷也無所畏懼，年輕就是要不怕試錯。
但那些滿心期待來到大學、開啟獨立人生的年輕人卻發現，如今學校的規矩越來越多。早晚自習、跑操、考勤，甚至在課前要上交手機等電子產品，長假或周末出本市也必須通知家長……杜素娟苦笑說，高校一度討論過，是否應該統計每個班級上課時學生的抬頭率。
在社交平臺，一位輔導員的辭職帖里記錄了苦不堪言的“保姆式”生活：每周至少3次查寢、每周至少聽4次課，每周一晚值夜，嚴格統計學生考勤、宿舍衛生、評獎評優、四六級通過率、違紀率、掛科率，學生出現任何問題必須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每天24小時開機……但學生根本不念老師的好。
更有爭議的是，隨著微信群的普及，大學開始建起家長群，這在客觀上方便了輔導員及時傳達信息，降低了問題學生帶來的各種風險。
“但問題是，在家長眼中，大學成了一個無限責任主體，學生的一切行為都與學校有關，后果都要學校承擔。大學則不得不無限攬責，制定煩瑣的管理流程、行政手續層層加碼，每個環節都有相應責任人，但其實是為了規避責任風險。”興宇坦言，這是一種很“扭曲”的關系。
同濟大學浙江學院青年教師李志春把這種管理方式歸為科層制管理。“現代科層制的一大特點就是絕大多數人在工作中面對的只是一些數據、表格、材料，他們只關心這些數字是否準確、表格是否規范、材料是否屬實，至于其背后有什么樣的人和事，則不在他們的職責范圍內。”
“科層制還會限制負責人的責任范圍，每個人只對其直接的上下級負責。”李志春解釋，真正科學的管理是要讓人做事時有更大的靈活性，可根據具體情況而非硬性規定作決定，是更相信“人”而不是更相信“流程”。
杜素娟理解高校的無奈。“學校也應該得到保護，學校的權利、責任應該在法律層面得到界定，厘清學校和學生、家長的邊界問題。”她認為，如果為了教育中的小概率風險，就犧牲大部分學生的成長空間，這是教育的倒退。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盧曉東談到，現代信息技術、交通技術的發展，讓學生們很難再完成大學階段的“遠行”，因為家長、老師隨時可以掌握、互通屬于他們的一切，這并非正確的教育理念。
他強調，初高中階段最好不要建立家長群，而是將學業和日常生活問題逐漸交給學生自己處理。“如果大學還在大規模建家長群，那是沒把學生當成獨立個體對待，這是父母以‘愛’的名義越俎代庖，其本質還是一種控制。”
育人還是保住飯碗？
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杜素娟始終認為，從成長階段看，大學生群體已是“半成品”，其身上帶有很多原生家庭、基礎教育階段留下的印記，要對他們施加影響，幫助他們重新建立起一個正確的自我認知，引導他們走向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更好地成長、成熟，這非常不容易。
遺憾的是，大學老師教書育人的投入并不能讓學生滿意。
“在普通高校，上課積極的老師是少數，‘水課’安排比較多，上了也沒什么用，只是白白浪費時間。”冰冰直言，說高校不和社會接軌，但它隨著社會潮流開了很多新興專業；說高校和社會接軌，但它的教學內容又和社會脫節。“一方面，它無法回應學生向內探求的問題；另一方面，它也無法很好回應現實就業問題，因為高校畢竟不是職業學校。”
李志春認為，這歸根結底是現代學術工業體系所造成的問題。“學校雖然要求老師重視教學，但考核標準幾乎完全以科研為導向，教師自身的生存壓力巨大，項目、論文都忙不過來，何來心思好好上課？”
然而，教育是需要場景的，需要與學生充分相處。如果沒有寬松的教學環境和寬松的績效考核氛圍，育人就很難有施展空間。
對此，興宇體會頗深。作為新聞專業學生的輔導員，他們每年都會利用長假，安排學生開展一到兩周的實踐課程，進行田野采訪、寫作、拍攝，但最大的難點在于無法與專業課導師形成合力，因為假期實踐并不納入導師們的績效評價體系，盡管這是絕佳的育人場景，對導師卻沒有吸引力。
李志春則是同行中的另類。復旦大學博士畢業的他抱著拒絕“內卷”的心，來到某二本院校，成了一名通識課老師。“我不要實驗室，不要評職稱，有書看、有課上、收入過得去，我工作得很愉快。”
李志春講課的最大特點是松弛。他的課堂沒有固定教案，他總是根據學生的表情、反饋，以及現場情境隨時調整講課內容。
“我可以天馬行空，想到哪里說到哪里，只要學生喜歡，只要他們覺得有收獲。”他體會到，“好的教育是很難設計的，設計好的東西往往不是學生要的。之所以說教育是藝術，就是因為藝術是在一個個具體情境中產生意義的。”
正因為松弛的生活，他有時間和學生一起喝咖啡、逛街、健身、吃飯，在把學生當朋友相處的過程中，把一些想法、經驗、資源分享給他們。“只有拉近和學生的關系，讓他們愿意向老師敞開心扉，幫助他們分析、處理現實問題，這才是育人。”
據李志春回憶，他在本科時的一位老師給了他深刻影響。那位老師直到退休都是講師，他愛好攝影，經常帶著學生們采風、拍攝，他對學生們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在這些鮮活的業余生活中自然產生的。
杜素娟比這位老師幸運，因為她評上了校內唯一一位教學型教授。當然，她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價——她曾“投降”過，選擇去做博士后。那是她產出論文最多的幾年，也是無比空虛的幾年。“我一路讀的都是師范大學，站在講臺上才是最開心的時候。”她看清“堆論文”并非自己所愿后，便毅然回到講臺。“我很幸運地憑借學生的喜愛蹚出了一條路，但還有很多老師抱著豁出去的心態堅持教學，而他們得到的很少。”
如果說這個社會有一片理想主義的花園，它最應該在的地方就是學校。教育需要理想主義，也只有理想主義才能孕育出理想主義，傳承不斷。
《中國科學報》 (2024-01-30 第4版 高教聚焦)本文鏈接：http://knowith.com/news-2-190.html當最“痛苦”一代走進大學，他們說遭遇了“單軌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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