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峰：我的選擇是報效國家
2024年1月4日，中國工程院在云南省會澤縣和瀾滄縣的兩位掛職干部來到北京，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原常務副院長朱高峰送來捐贈證書，以感謝他捐資助學的愛心之舉。時間回溯到2023年6月，朱高峰將光華工程科技成就獎所得的100萬獎金平分兩份，分別捐贈給中國工程院定點幫扶的兩個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云南省會澤縣與瀾滄縣，期望將這筆資金用于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所以，在與兩位掛職干部合影后，朱高峰關心地詢問了款項的落實情況。
這不是朱高峰第一次將獎金無償捐出，當問到捐過幾次和具體數額時，他毫不在意地揮了揮手：“不記得了。”對他來說，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朱高峰院士與兩位掛職干部合影。中國工程院供圖
只有一個念頭——報效國家
1952年，在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習的朱高峰被派去蘇聯列寧格勒電信工程學院，學習通信工程技術。“國家決定讓我們學通信專業，國家既然決定了，就這樣了。”他說到這件事的口吻與談及捐款一樣，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1958年，朱高峰畢業歸國。面對“您為何沒有留在國外”的問題，他堅定地說：“我們那一代從未想過不回國。”那時，我國掀起大造載波機的熱潮，朱高峰立刻投身建設第一條對稱電纜60路載波系統。由于國產設備系統性能與指標要求存在較大差異，他帶領技術人員，沿著北京至石家莊間長達300km的線路，一米一米探索，前后實驗近5年，終于弄清了長距離通信系統的一些基本問題，并總結歸納出線對間串音、系統噪聲的疊加規律，線路均衡偏差及其疊加規律。經過修正后，該線路各項指標都達到要求并成功投入使用。之后，他擔任過我國第一套中同軸電纜1800路載波通信系統的總設計師，也參與過4380路載波通信系統的研制工作，用執著與實干，打破了國際上對中國的通信技術封鎖。
作為一名出色的專業人才，面對國家需要時，他毫不猶豫地再次服從選擇，從一名攻克通信發展技術難題的技術專家，轉換為提高全國電話普及率的郵電部副部長。在新的崗位，他持續推動我國電信經濟和網絡學科發展、電信全國自動電話網建設、郵政中心局體制網絡建設、電信維護體制改革、經濟核算制度建立等，為我國通信事業發展奠定堅實基礎。1994年，中國工程院成立，朱高峰參與籌建工作，并在當選為首屆院士后，出任中國工程院常務副院長，將目光投向更寬更廣的研究領域。
從專業到職業，在他眼中只有一個選擇：“不論哪個工作崗位，只有一個念頭——報效國家。”
工程師要具備工程師精神
留學之前，朱高峰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科學家，所以他選擇在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習。“但國家需要我成為一名通信方面的工程師，我現在就是地道的工程師。”朱高峰說，“有人曾問我，稱呼您什么，我說稱呼我為工程師。”
“科學家更多的是發現，發現存在但并未被人知道的原理。相較而言，工程師是實現，而非發現，去實現某個想法，我想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朱高峰眼中，正是因為這種區別，工程師除了要具備科學家精神中的愛國、創新、求實、奉獻、協同、育人精神外，還應該具有系統思維和實干精神。“一項工程需要多部門多人合作，所以更需要突出團結協同精神。而且要想制作一臺機械，每個零部件都必不可少，如何將每個零部件進行最優化配置，協同精神與系統思維必不可少。當然，工程師要想將理論轉化為實際，實干精神也不可或缺。”他強調，“盡管時代不同，經濟條件不同，但家國情懷不論在什么時候都不能改變，因為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國界，市場經濟中個人有個人利益，但有個大前提，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不能違背”。
工程教育應該教出真正的工程師
朱高峰成為中國工程院常務副院長后，擔任了中國工程院教育委員會第一任主任委員，牽頭主持有關中國工程教育發展和改革的課題——工程教育。如今雖然他已卸任，卻依然關注這一課題。他認為，我國工程教育依然面臨很大的問題——工科理科化。他認為，現在評價體系對工科的發展也有影響。工程師的培養應該重視實踐，而非論文。“但是現在實踐也有問題，企業不愿意接受學生前去實習，這導致一些教師甚至都沒有實踐經驗。”朱高峰說。在帶研究生時，朱高峰格外注意這一點，往往會讓學生自己解決問題，努力培養他們的動手能力。
朱高峰表示，目前，我國依然需要大量的優秀工程師，通過將技術轉移為產品的創新過程，解決“卡脖子”問題。
除了實踐能力，朱高峰更期望學生甚至所有工程師可以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學習是終身的事情，工作以后也可以學，即便學校沒有教授，只要國家需要，只要個人有興趣，都可以不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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